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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高考命題改革者
作者/來源:南方周末  發表:2013-07-20  瀏覽:
  南方周末記者 葉飆

  特約撰稿 周衛

  實習生 郭琛 廖梅 鄒思聰 田香凝 江曉雅




  高考閱卷點現場。此前的試題與標準答案制作過程并不如此平靜,爭論和沖突往往貫穿始終。 (CFP/圖)


  編者按:多年來,高考命題的內情由于高度保密性而鮮為人知。在這個中學教育的最高指揮棒下,一群理想主義者試圖改良試題,注入更加貼近實際與符合學科進步方向的理念與價值觀,讓高考更貼近現實與常識,從而引導基礎教育改革。他們認為,在素質教育并沒有完全貫徹的當下,參與高考命題是引導中學教育改革弊端的途徑之一,但這條道路要遠比他們想象的漫長。

  農業合作化是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結果?“花籃的花兒香,陜北的好江南”是否反映了陜北大生產運動?多位命題者透露,理科分歧相對較少,外語與政治也沒什么好爭的,爭論最集中的首推歷史。

  高考試題并非一團和氣中的產物。在“密室命題”中,圍繞試題的話語權爭奪、觀念沖突和理念碰撞無時無刻不在發生。

  改革者們試圖通過高考命題推動中學教育在價值觀和學習模式上的進步,但堅硬的現實讓他們意識到“不能太激進”。

  “我向你們道歉。”在一次北京市某區教學研討會上,歷史老師廖欣榮(化名)向與會的數十名高中老師們深深鞠了一個躬。

  此前6年間,這位歷史特級教師連續參與北京高考歷史卷命題,努力讓每一道考題都回歸常識,試圖改變中學教育被應試牽著走的現狀。在那次會議上,他為努力6年卻未能完全實現最初的理想而主動致歉。

  廖欣榮屬于在高考命題尤其是文科命題中試圖帶來變革的那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希望高考能夠更好的承擔為高校選拔科研人才的作用,著重對思維方式和能力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將更加貼近實際、符合各學科進步方向的理念與價值觀注入到題目設計之中。他們深切地理解在現實中高考作為中學教學指揮棒的強大威力,并希望借此推動中學教材與教學的深層次革新。

  為此廖欣榮和他的同道者們在每年的“密室命題”過程中都要陷入無休止的爭論甚至爭執,事實上能夠施展拳腳的空間相當有限。他們不僅要受到與學術前沿脫節的教材和各地《考試說明》的嚴格限制,也要考慮到考生的實際情況;懷有理想的命題者既要堅守改革的底線,又不得不顧及試題的反響。

  “我們希望推動整體的質變。現有的命題模式已經走到死胡同了,”上海高考歷史卷命題者、復旦大學教授李宏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命題6年,我最大的感受是,高考和中國社會一樣,只能一步步來,找到實踐(理想)的路徑和方式。”

  “入闈”與“密室”

  2009年4月接到省教育廳的命題通知時,地理教師王珂(化名)頗為意外。他來自北方,剛到A省一所高校不過兩年,是學科內少數非本省師范院校畢業的老師。

  他很快獲悉,正是這些特質使自己獲選——社會網絡單一、學緣異于學科內其他老師——他隨即向學校領導申請調課,消失在同事們的視野中。

  回到上世紀80年代,像王珂這樣的地方高校教師還很少獲得高考命題的機會,北京師范大學退休教授黃安年記得,當時國家考試中心負責全國統一招考,命題組主要從中學教師中選拔,但其中缺陷逐漸顯現。

  “他們側重學生的需要,但往往忘了這是高校在選拔學生;另外,中學教師解決不了教材本身的弊端,而命題導向要改革這些弊端。”黃安年這樣分析高校教師成為命題主力的原因。

  發生在四川的一次失竊則改變了大一統的命題形式。2003年,南部縣一位考生因摸底成績不佳,偷竊高考試卷,案件驚動中共中央最高層。2004年,為避免一地事故再次影響全國,分省命題的省市驟然由2個升至11個。到今年,分省命題的省份已達16個,統一命題的省份則只剩下15個。

  這些變動造就了一支龐大的命題者隊伍;北京以外,各省市不少對高考有獨到見解、改革愿望的教師也有機會參與到命題中來。獲選的命題者大多在每年4月中上旬得到通知,于4月底、5月初陸續“入闈”(進入封閉的命題地點);各省市選拔命題者的方式卻有細微差別。

  在四川,省教育廳從一個專家庫中初選名單,再從庫外補充;北京則由市考試院領導直接去一線調用優秀教師;江蘇歷史科目采取類似“組閣”的形式——先由省考試院定下命題組組長和副組長,再由兩人分別尋找合適的高校同行。

  對于命題邀請,中學老師大多趨之若鶩——參與命題顯然有助于今后教學,而大學老師們的態度則各有不同。多位命題者指出,由于命題要“與世隔絕”一個多月,身兼大量科研、行政任務的頂尖教授很多不愿參與。最后的入闈者中,有感覺“卻之不恭”的,有盯著“命題者”光環的,有看重補貼的,當然也不乏懷抱理想的。

  四川大學教授王東杰就是其中之一。對于突然而至的2006年四川歷史卷命題邀請,他起初還有些抗拒,一翻看教材,他驚訝地發現,距離自己高考已過去十多年,素質教育并未真正貫徹到教材中,應試性的東西反而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答應了,并且參與了連續5年的高考命題。”

  一口氣擔任了6年上海歷史卷命題組長的復旦大學教授李宏圖則渴望通過命題呈現歷史學前沿性的內容,促使中學老師去把握。

  不少命題者的改革愿望誕生于首次參與命題后。一位江蘇語文卷命題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首次命題的十多天里,“跟打仗一樣,根本沒時間思考”;直到高考結束,重新審視試題,才回過味兒來,有了推動試題改革的念頭。

  最晚5月上旬,命題者全部從同事們的視線中“蒸發”。

  “原來以為是個賓館,去了才發現,全封閉的房子,像監獄一樣。”時隔4年,王珂笑著回憶起“入闈”之初所看到的三層高墻、角落的探照燈、墻頭的高壓電網、墻邊的哨崗,生活區與工作區被一道人工操作的鐵門隔開,每到吃飯時候就徐徐打開。“整個氛圍都讓你有緊張感。”

  進入這個孤立之地后,命題者與外界的聯絡被切斷了:打電話有時間限制,不得談論任何與工作相關的內容,全程被錄音;上網要申請,痕跡受監控。信號巡邏車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遛彎,實在有重病要去醫院,也必須由武警和考試院工作人員全程陪同。

  媒體曾對廣東參與安保的武警做過報道,后者稱此任務為“一場高強度的戰斗”,不僅出動警犬進行安檢,連每天運出的垃圾都要接受檢查,一旦發現寫有公式、題目,檢查后即焚毀;戰士們制訂了嚴密的盯防計劃,組織“散步別動隊”跟隨老師,負責住宿樓后方的戰士甚至長時間保持仰頭巡邏,以防有紙團拋出。

  事實上,連紙都不那么好找。不少省市規定,命題工具不出門,領到的每張紙都有編號,取了多少張就要交回多少張。安全教育也成為入闈后的第一課。

  “感覺進入一片信息真空,心里總是空得慌。”這樣嚴苛的環境令王珂特別難受,直到一周后,所有浮躁感消失,才沉靜下來。

  在這樣單調的環境中,命題成為命題者們唯一的生活重心。王珂發現,一場命題“攻防戰”就此開始。

  在王珂看來,好題不僅要按照考綱要求考察學生能力,還應傳達一些題外之意,或者樹立一種理念。他迅速與同組一位中學老師形成了默契。

  “命題的人當然希望自己的題目被選中,否則等出闈了,別人問起,哪道題是你命制的,你怎么回答?”曾參與江蘇省歷史命題的中學老師康舒(化名)表示,命題中的表現,一定程度上也關系到次年是否能繼續保有“命題者”光環,后者不僅會引來大量講座邀請,不少命題者也利用這一光環出版著作。

  闈外的現實狀況激化了闈內的爭奪,也使得采取“組閣”選拔方式的命題組“出現分成兩派的情況”。“互相都不買賬,‘憑什么用你的題不用我的?’”康舒回憶說。

  “面子問題”也會出現在試卷初稿出爐后的審題環節。

  “入闈一段時間后,正常思維方式被顛覆,容易變得偏執;同一個命題組,開始大家思維是發散的,經過組里的爭吵,思維已經趨同了,這時候確實需要外邊來的人指出我們認識不到的錯誤。”王珂說。

  審題組一般由兩名老師組成,同樣來自高校和中學。他們的任務是:做一遍試卷初稿,檢驗題目難度和答案準確性。王珂發現,眾目睽睽下,一旦錯得多了,老師們的面子很容易“掛不住”,進而指責題出得不好;命題者們辛苦命題,對這樣的指責顯然無法接受,爭吵由此升級。

  “只要命題和審題的負責人年齡差距大,即使存在分歧,也比較好溝通,最怕是兩個老頭在一起。”王珂分析。

  “火藥味”漸濃,單調的環境又缺乏變化,壓力不斷聚集,最后往往不得不由教育管理部門出面協調。多位命題者透露,理科命題分歧相對較少,外語與政治也沒什么好爭的,爭論最集中的,首推歷史。




  2013年5月,南京一所高級中學的高三學生們在抓緊時間復習。教室墻上貼著“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標語。 (CFP/圖)


  歷史觀與價值觀

  因觀念而起的爭論遠比人情江湖的爭奪激烈、直接,這使得歷史命題組成為爭奪焦點。初入命題組的地理老師王珂就曾為隔壁歷史組的爭論之激烈咋舌。

  “我們在同一條走廊。有天下午,歷史那邊吵得不可開交,互相都拍了桌子,我們晚上吃飯還在八卦這事,打聽他們吵的內容,”王珂坦言,“沒想到第二天一早,突然一點聲音都沒了。”

  王珂忍不住去張望,吃驚地發現:歷史命題組辦公室空無一人。

  消息迅速傳來——前一天的過激討論令一位命題老師氣得撂了挑子。根據規定,同一命題組必須同出同入,也就是說,一旦有人停工,其他人也只能呆在宿舍里“陪坐”。教育部門慌了神,趕忙斡旋;下午,歷史命題組辦公室“戰火重燃”。

  “里面并不是外邊想象中一團和氣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題目被采用,每個人也都認為自己的答案是正確的。”康舒表示。

  發生爭論的根本原因是,高考題目的命制受到多種因素的限制,既包括教材、考綱和學生實際情況,也包括命題者的觀念。

  在使用兩種教材的江蘇,初入命題組,蘇州科技學院教授王本立就感受到了照顧不同教材的壓力。入闈前,他對其中異同所知甚少,這使得他提出的不少題目受到挑戰,深感“不太適應”;同組一位命題經驗豐富的中學副校長反而逐漸主導起一班教授。

  然而,當問題轉向觀念沖突時,解決的辦法卻沒那么簡單,廖欣榮對此深有體會。

  2008年,廖欣榮在一道選擇題上與同僚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題目要求考生針對《北京晚報》創刊、停刊、復刊的三個時期選擇所對應的歷史事件。命題的背景之一是:1966年,“文革”席卷全國,《北京晚報》被勒令停刊,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組員認為這道題不該考,而廖欣榮認為學生應該知道這段歷史。最終,爭論雙方各退一步,題干涉及停刊時間的部分改為了“一度停刊”,原先設計的關于“文革”的答案也被替換。

  新舊觀念的“攻防戰”中,勝負并無定數,出于大學老師們的堅持,學科的新觀念也常得以注入考題中。

  在某地的一次命題中,有組員曾出題,稱農業合作化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結果。但是有幾位老師認為這個現象被捧得過高,“全國人民都吃不飽,長期處于一個低迷狀態,這樣的題不符合實際”。一再堅持下,題目最終沒通過。

  2004到2009年,北京卷四次考了羅斯福新政。“教材的主流觀點是羅斯福新政沒有解決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根本站不住腳,”廖欣榮說,“我們選擇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去考羅斯福新政。”

  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命題者透露,某地命題中,還曾有組員以“花籃的花兒香,陜北的好江南”為題,要考生答出,這首民謠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陜北的大生產運動”。考慮到近年來大量著作早已更新了對“大生產運動”的認識,這位命題者起初借口“歌太俗”反對,見對方堅持,不得不直抒己見,題目最終被“斃”。

  擦邊球式的改革

  對一些懷抱理想、多年連貫參與的命題者而言,一城一池的進展已難令他們滿意,他們持續地在命題中實踐理想,希望更大程度上改變高考、調整考試與教學的關系,屢屢遭遇現實的壁壘。

  這種努力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末。

  1985年高考后,廖欣榮被自己學校的一幕場景震住了。他走進教室,等待他的不是解脫的學生,而是滿屋被撕碎的教材和試卷。一片狼藉中,廖欣榮不明白的是,這些平時溫和的孩子到底在發泄什么?

  那一年,廖欣榮在北京二中教歷史。他所帶的第一屆文科班,也就是撕書發泄的那個班級,考出了北京二中史上最好的成績,40多名學生有6名總分進入北京市前十名榜單。

  “考試怎么成了恐怖襲擊一樣?高考有沒有可能讓學生沒有負擔?”震驚之余,廖欣榮開始了更多關于高考的思考。

  在黃安年看來,這種狀況與命題組以中學老師為主密切相關,當這一局面被打破后,懷揣要為高校選拔合適人才的理想,黃安年在1992年進入歷史命題組,希望通過高考引導中學教育,在更大程度上改變高考、調整考試與教學的關系,并與同聲共氣的劉宗緒成為同事,乃至“戰友”。

  2003年過世的劉宗緒是這種理想的先行者。他在1980年代末進入命題組,提出了“依托教材但高于教材”的命題思路,并公開質疑教材的滯后性。那時,全國中學生還在使用同一套歷史教材,陳舊的知識體系還沒有用“生產力標準”去看待歷史問題。

  “高考引領著中學教學一步一步從知識教學轉向思維和能力訓練,這都是劉宗緒的功勞。”一位北京四中老師如此評價。

  如今,回想起1990年代初期的命題改革嘗試,黃安年仍然滿腹感慨。“雖然費力,但我們總是運用教材的知識點打擦邊球。”

  但是,歷史觀沖突引發的爭論在命題組內屢見不鮮。命題組有一名成員來自人教社,面對清一色的高校學者,他本能地維護教材觀點,后果則是在命題組的四五年內,他設計的題目幾乎被組員全盤否定。

  沖突在考場外繼續發酵。1999年,黃安年公開質疑人教社世界現代史教材內容,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中學歷史教材改革的大辯論,并得到了中學教師的支持。2001年,教育部啟動了教材多元化改革。

  然而,多元化改革之后的教材仍受詬病,試圖糾正落后史觀的努力也在繼續。現行教材認為,蒙古南下實行屠殺政策是非正義的,而

  廖欣榮反對從正義與非正義的角度去命題。“國際上已經建構了一種新觀點,少數民族在生存危機下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這無關正義與否。”

  解決之道是通過情景創造去介紹新史觀,他如此去設計題干:“有學者認為,古代游牧民族大舉南下與氣候寒冷有密切關系……”

  復旦大學教授李宏圖則試圖進一步解構高考的“權威性”。2005年開始,他六次負責上海高考歷史卷命題,希望通過命題向高中老師們釋放信號:只要踏踏實實回到教學本職,就能夠應對高考。

  奔向這一目標的路絕非坦途,李宏圖有過“慘痛教訓”。他曾在考卷的小論文部分要求學生們列出參考書目,考察他們的課外閱讀情況,賦予小論文30分中的2分,沒想到全軍覆沒。從測量學角度而言,這也意味著命題者的失敗。

  “都做不出來就說明太激進了”,李宏圖意識到,高考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改革高考同樣需要循序漸進。

  “組織化”的改革就是這樣一次成功范例。李宏圖在試考考生中發現,熟記要點的學生得分高,而有能力組織語句的學生反而得分低,他決心讓高考命題從“要點化”向“組織化”過渡。吸取了激進改革的失敗經驗,李宏圖最初從問答題的5分中抽出1分,放在組織能力上,傳遞出信號,并逐年提高,最終在上海卷中摒棄了“要點化”的答題方式。

  千里之外,王東杰在四川也有相同認識:“我5年的命題,其實有連續性,我們有大體共識,希望改革一步步穩健地前推。”

  不能因批評而倒退

  王東杰舉例說,他和同伴一直試圖用史學前沿的東西去更新教材中陳舊的認識,最初的步子很小,但在2009年那年邁了一大步;盡管自我感覺不錯,在闈外卻遭遇了大量批評。

  “他們覺得難度太高,考這樣的題目,老師教了白教,學生學了白學,試考的學生也覺得復習都白費了,他們批評考試里面沒歷史味兒”,這種說法無疑令王東杰驚訝,“我們想說,什么叫歷史味兒啊,一了解,原來是因為我們沒有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這些概念。”

  王東杰意識到,如果說闈內的同行尚有相似的學術背景、容易達成共識,闈外的溝通則困難得多。“我在闈外也有交流,一些老師已經完全不知道如何教書了,改變的過程非常緩慢,出題的人必須有延續性、要有一個明確的意識,每一年推進,比如第一年談觀點,次年要你證明觀點,第三年要你用史實證明觀點,最后要你擬小論文,難度和分值不斷增大,這些改革決不可能一蹴而就。”

  “即使這樣,我們還是遇到各種各樣的批評,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批評而倒退,否則,最后傷害的是整個未來。”王東杰更像是在給自己打氣。

  2007年,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駱冬青就曾成功“守”住了他命制的作文題:懷想天空。

  “有老師問,天空不就在那兒嗎,為什么要懷想?我跟他解釋,天空是在了,可你想想你失去的天空呢?想到這個,學生就開始思維了,或許會想起《戰爭與和平》里的那一幕,面對天空,人的生命是多么卑微啊!天空既讓我們的心靈有深度,也有具體的維度。”駱冬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除了這番動情的解釋外,他還親自寫了兩三篇范文,通過范文展示整個概念及其中連結,總算說服了組員。

  這種挑戰甚至延續到閱卷階段。有閱卷老師擔憂,考題太難,可能要“糟糕”。直到看見不少好卷,駱冬青受到的挑戰才告終了。他至今堅持認為,高考題目應具一定難度,促使學生思考。

  盡管審題環節、學生試考環節、中學老師的存在、闈內闈外的批評都傾向于淘汰較難的試題,但在這些懷抱改革理想的老師的堅持下,總還有些“漏網之魚”。

  王東杰透露,他曾命制一道有關五四運動的選擇題,命題組里的中學老師和審題組的老師全都做錯,但題目仍出現在了試卷上,最終有約80%的考生都未能答對,“選項里有一個貌似政治很正確的答案,但不是正確答案。我們想做的,就是希望學生不要做什么題都用政治正確的標準去套,而是真正通過分析事情本身來作答。”

  5月中旬,各地的A卷經過反復的斟酌、爭論、查重、審題、試考、校對,陸續出爐,不少省市會在此期間組織體育比賽,讓壓抑了十多天的老師們放松下心情,有些地方還組織各命題組派出代表給所有老師搞趣味講座。對那些試圖在命題中實踐理想的老師們而言,完成命題只意味著開始。

  走出“死胡同”

  試卷會引起怎樣的反應?能否促進現實向目標更近一步?當命題老師們在高考結束后重獲自由時,答案伴隨質疑撲面而來。

  各省市在高考后都會組織評估會,李宏圖總是在評估會上收獲“最好也最不好”的評價——高中老師們認為,他總是用歷史專業的要求來考所有中學生,但學生中報考歷史專業的只占一小部分,這樣的命題,太難。

  “我回答,正是因為他們不會再系統學歷史,所以中學時代就應該了解歷史學科的思維方式。”李宏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認為我很難,最后他們也接受了,做研究的人都覺得這些年歷史教育發生了變化,學術前沿性的研究成果體現在了教學中。”

  有上海重點高中的歷史老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李宏圖所言非虛。他坦言,近年來因為命題上的靈活、多變、前沿,自己“壓力很大”,不得不保持對學術界的關注,以便在確定命題人后立即向學生們介紹相關的最新成果,幫助學生們熟悉命題者的學術語言。這一結果讓李宏圖頗感欣慰。

  王東杰遭遇的困難似乎要大些。他發現,當題目發生改變后,四川的中學老師做得最多的還是模仿形式,里邊不僅有錯誤,老師們也沒有能力引導學生們去習得分析的能力,擺脫死記硬背的應試傳統。

  他把希望寄托于闈外的溝通:“我們反復建議,要加強與中學師生的闈外溝通。比如我們可以把每年的命題方案公布出來,說出我們的思路、方式、標準答案。這樣,師生都了解改革的方向,批評就不會那么大。”

  在李宏圖看來,無論批評,還是考生們的答案,本質上都說明了一點:現有的命題模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我題命得再好,考生都會用高中教育背出來的東西回應,命題質量越高,和答題的分歧就越大,我的挫敗感也越強,好題目被輕易擊破,這不是歷史教育的發展方向。”李宏圖認為,人們常將高考稱作高中教育的指揮棒,但其實高考根本上受限于現有的教學模式,“這種模式太強大了,不是老師怕我們,而是我們怕他們。這種模式必須要改變,但一時改不了”。

  他舉例說,自己曾在高考中提供兩則史料,提及諸多英國工人階級形成初期工人不夠職業的情況,請考生評價工人階級的狀態;幾乎所有學生都眾口一詞,做出了與史料相悖的回答:受壓迫。

  “我在評價會上問老師們,如果你們是私營企業家,會允許工人們這樣怠工、偷懶嗎?從現實邏輯思考,也不至于做出這樣的回答吧?我想打破教學中不假思索的東西,引入多樣性的思維,但定式思維的力量太強大了。”李宏圖說。

  在他看來,高考經過數十年發展,已經擺脫了知識應對強烈的第一階段,進入更注重思考、觀念更多元化的第二階段,然而,要向第三階段轉化,非一日之功。

  在沿海某省的一次講座上,李宏圖闡述了這些觀點,并建議中學老師們摒棄“要點化”的答題方式,向“組織化”過渡。

  該省一位命題者姍姍來遲,錯過了李宏圖的講座。登臺后,這位命題者開篇名義:“歷史高考沒什么難的,大家督促考生把要點背清楚就行了。”

  臺下哄堂大笑。

  “最根本的轉變還沒到來”,李宏圖說,“或許就在未來5年中。”



  (何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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